地域空间造成的文化差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理念、生产格局和思维方式，但是不论在哪一个领域 ,文化都是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乡贤文化作为文化界的一股清流，始终以“尚善尚美”的姿态活跃于历史长河中，承载着乡村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传统社会中，乡贤文化从来就与乡村文明在文化认同上一脉相承，旨在将一种“柔性治理术”潜移默化成规训与认同的力量。诚然，良善有序的治理体系需要良好的文化氛围做铺垫，但是仅仅依靠道德精神和文化知识的优势 ,乡贤本身还是难以获得民众心理上的认同，自身价值也得不到完全意义上的实现。有鉴于此，增强乡贤治村的归属感，势必在文化塑造和乡村建设层面更具长远意义。乡贤的认定过程是时代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使然。也是培育与彰显乡贤精神的客观必然。

三、新乡贤的形塑:基于乡土文化重塑的身份获得和认同

相较于传统乡贤，新乡贤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传统乡贤在现代意义上的延伸和转型。培育新乡贤是乡土社会的内在要求，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觉来提升民族素养，在此基础上塑造高尚人格。乡贤文化作为中国乡村传统的治理资源，是乡土文化得以延续的根茎，但是乡贤文化的传承“并未怀有复古 ,也不是乡村再造，而是要在修复文化断裂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建构起有效的文化衔接与整合机制”。因此，乡土文化的重塑“不能按照文化革命的逻辑和方式去推进，而是要充分尊重乡村居民的文化主体性以及乡土文化的整体性，通过乡村居民的文化自觉，激发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能”。

(一)从乡村精英到新乡贤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 芮德菲尔德在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时指出：“在一个完全的、更大型的社会里肯定要出现精英层在文化方面向农民层施加教育和示范作用的现象。”从概念上来讲，乡村精英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概念，但无论在哪一个时空维度 ,乡村精英都在乡村领域中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能够带领村民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乡村社会,改善乡村生存环境。自农耕文明产生以来 ,乡村精英就以“乡村代理人”的身份活跃在基层不同领域 ,引导、教化、改善基层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 ,从而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凝聚力。新时代背景下，这种由“国家与社会共同推举而出的新乡贤与社会组织需要承接并完成基层政府与村委会下发的项目与任务，在具备内生权威的同时，更具国家代理人的性质”。中国乡贤群体对乡村文明的引领作用主要建立在乡村精英治理传统的基础上，他们是民众心目中的精英代表，为了构筑更加稳固的乡村文化传播阵地，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必然要强化国家与乡村精英的正关联。鉴于此 ,推进乡贤引领下的乡村文化建构，应当基于变迁的视角探析乡村精英的角色和功能，进而充分发挥乡贤精神、整合社会资源。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视域里，新乡贤的生发与兴起成为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这其中，作为推进“三农”工作的主要力量，培育“新乡贤”成为回应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课题，并作为战略要求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总体而言，新乡贤囊括了乡村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具备顶层设计和基层需求的双重关照，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乡贤的教化精神，又契合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传统乡贤在当代的延续。新乡贤的“新”不仅体现在时代价值的认可上 ,还有赖于自身的客观支配力和基层群众的主观认定。现实中 ,新乡贤具备较高的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打破了原来局限于同质性的文化阶层，涵盖了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精英群体，使得乡村权威构成趋于多元化，是基于现代化理念和前瞻性视野下重新型塑出的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精英人才。

(二)新乡贤的身份获得

新乡贤是乡村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富含时代特色的地域性权威代表，经过历史的洗礼和实践的考验，乡贤治村取得的成就和实践经验已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事实上 ,新乡贤的身份获得需要社会政策的加持、权威资源的挖掘、文化资源的传承和社会生态的支持，从而构成一套完整有序的“推选程序”。首先，要明确推选范围和推选条件：“新乡贤是指具有一定知识和才能，品行高尚，具有一定的口碑威望 ,秉承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一直生活的或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建设的贤达人士 。”其次，由评选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单位根据推荐人材料进行评审，初步确定候选人名单，并对其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进一步筛选得出候选人名单。最后，在征求获得本人意愿的基础上，由村(社区) 两委推荐产生新乡贤候选人，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同意后，将推选名单上报乡(镇)级政府复核，审核同意后将由地区相关部门对评选结果进行公示，并进行表彰奖励。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了新乡贤的基本类型与服务乡村振兴事业的基本方式，即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新乡贤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来源愈加广泛，类型愈加多元。从场域空间的分布来看，新乡贤可以分为在场乡贤与不在场乡贤。其中在场乡贤是指一些扎根本土、才德兼备的贤达人士，主要包括退休干部、复员军人、老党员和现任村级干部等；不在场乡贤是指外出求学或创业经过自身努力获得功名成就的优秀人才，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但依然心系故土，愿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主要包括文化名流、企业家和机关干部等。从功能特点来看，新乡贤又可分为政治型乡贤、经济型乡贤、文化型乡贤和任务型乡贤等，他们具有现代化理念和前瞻性视野，能够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以实现回报桑梓之愿。

(三)新乡贤认同

作为乡村社会特殊的文化符号，乡贤群体自传统社会就被界定为乡村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新乡贤延续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凝结了古代乡贤治村的智慧结晶。随着现代化元素的广泛摄入，乡贤群体被赋予新时代的诸多内涵特质，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的当下新乡贤在广大乡村的知名度日益提升 ,他们不仅德才兼备，在基层社会具有相当的威信力和感召力，而且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促进城乡良性互动。透过这种资源禀赋，可以有效凸显新乡贤的公益属性和民间认同 ,从而起到引领乡村文化建设、巩固乡村社会重心的作用。事实上，增强基层社会对新乡贤的认同感是培育与关怀新乡贤的第一要务，是提高乡村善治水平的重要突破口。基于此 ,搭建新乡贤与乡村社会有机融合的交流平台 ,可以提升新乡贤在乡村场域的话语权，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新乡贤基于内生动力和外在张力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主要包括四个要素：乡土认同、组织认同、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畅通国家与基层社会间的文化交流，为实现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其一，乡土认同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基本需求 。作为乡村社会的内生性权威 ,新乡贤能够凭借自身的独到优势反哺家乡、造福桑梓。其二，组织认同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支持。国家政策及各级政府都倾向于推崇新乡贤文化，为新乡贤治村提供了制度空间。其三，情感认同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精神纽带，通过增强新乡贤与基层群众情感互动的“心理功效”,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情感交流的韧性与和睦，强化乡村治理主体情感链接的认同效应。其四，身份认同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核心导向，是功能和角色发挥的前提。新乡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是对乡土记忆的感化，也是对乡愁的感悟。强化新乡贤的身份认同，对创建安定有序的乡村社会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四、文化治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精神财富,是引领文明风尚的时代表征。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尼特指出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广大人口思想行为的转变，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 。”文化治理并非自发孕育而生, 而是经过历史的淬炼与道德的重塑形成的一种“柔性治理术”, 中国自古以来就将其作为一种归属力量，与传统乡贤文化相契合。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新乡贤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并能同乡村振兴产生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从而在新乡贤引领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衍生出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

(一)双向互动：国家在场的新乡贤治村

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中国社会向改革“深水区”全面进发。乡村作为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场域 ,这使得乡村治理成为建构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在资源下乡和乡村治理行政化背景下,基层治理存在国家一元化治理的问题，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其内生性活力，解决村级组织行政化和村干部职业化背景下村干部治理能力不均衡。回应村庄群众内生需求不充分和村庄内生资源不足的挑战。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探索，也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支撑。因此，新乡贤治村从本质来看属于配合基层政府的辅助治理形式，能够理顺乡村与国家、政府、城市、市场间的关系，满足共同体利益下多元主体的文化诉求 。新乡贤处在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交汇地带，他们不仅能以道义整合利益、凝聚乡邻，而且能向政府反映民众诉求 ,搭建起维护“国家-基层社会”关系的桥梁 ,有利于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新乡贤运用协商化、人情化的运作原则在国家与社会间发挥双向作用，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保证了治理绩效。这不仅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健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动能。与此同时，也稳固了新乡贤在乡村领域的基本站位，使新乡贤治村得到国家政策的加持，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合法空间，为新乡贤整合社会资源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凝练共识：传统与现代的认同整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乡村文化是孕育人类社会农耕文明的土壤和智慧源头，也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所在，中国拥有最持久的乡村文化传承和最深厚的农耕经济底色，汇集了广大民众的集体诉求，赓续了传统文化的滋生土壤，正是在乡村文化凝练共识、汇聚认同力量的驱动下，才得以将治理理念引入到文化场域中 ,为乡贤治村提供了文化空间和精神动力。乡村振兴战略是引领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文明性命题，文化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乡村治理的关键导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涵养和支撑。嵌入乡贤治村的文明因子，势必能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乡村文明关系创造有利条件。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 ,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这时 ,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文化治理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是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历史写照，凝结着乡贤群体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积蓄的全部智慧，乡村振兴作为文化治理的重要场域，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从而能够充分发挥新乡贤的精神引领作用，持续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达到以文化铸魂育人的功效，增强乡民的文化认同，提高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切实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勾勒出美丽乡村的点睛之笔。

(三)内生规则：新乡贤与乡村治理的有机契合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底色，为乡村社会发展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新乡贤作为文化交融与文化传承的推动者，通过文化治理将乡村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要素凝练起来，有效整合了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着新的动能。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 ,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 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 以“文化 +”为导向的社会发展理念普遍涌入乡村社会 ,成为影响基层民众生活方式的因素之一。在当下乡村文化治理的场域中, 除了以基层干部为参与主体的正式权威力量作用于乡村文化建设外，新乡贤作为非正式权威力量辅助基层政府形塑着新的基层治理秩序，成为基层干部的得力臂膀，他们以自身文化优势在乡规民约的制定过程中彰显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在潜移默化中积淀了乡村治理的文化基因。“新乡贤能依托民间组织 ,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等基础上 ,结合村规民约、社会治理需求生产出一套内生规则。”乡规民约是一种地域性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新乡贤通过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心理疏导、教育协商、人文关怀等手段塑造乡民的道德认同、价值认同、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使乡规民约成为平衡乡村公共利益的内生性原则，引导乡民凝聚共识、和睦共处，以文化魅力塑造乡村形象 ,营造乡村精神文化空间。

在现代化视域下，新乡贤治村既要契合乡村振兴的政策理路 ,又要引导文化要素积极参与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 以推进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和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 ,新乡贤在传承和创新乡贤文化的同时，也发展成为熔铸和传播乡土文化和乡村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支柱。以软治理手段获得村民的基本认同，将维系乡土情结的人文关怀嵌入既有的治理结构，探索出文化自信与顶层设计间的耦合逻辑。使得新乡贤治村在协同推进、内在铸魂和外在塑型的基础上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纾解乡村治理困境的同时弘扬乡贤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新乡贤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乡邻，以道义整合利益，通过自身的道德引导建立一套村民认可并参与的新式乡村行为规范体系，最终实现乡村的自组织。只有全面系统地认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运作机制，才能充分发挥新乡贤的核心作用，确保现代化治理要素在乡村场域融合互嵌。

首先，新乡贤要发挥好“中间地带”的“调和剂”作用 ,做好“台前幕后”的角色转换 ,既要协助村“两委”完善乡村建设制度机制，又要密切联系群众，妥善处理村民纠纷，培育“村两委 +乡贤理事会”的治理模式 ,利用“地熟、人熟、事熟”的优势 ,将法治精神和规范价值内化于乡土社会。其次 ,新乡贤要将乡愁情怀烙印在自己的精神血脉中，写好乡村故事，谱好乡村赞歌，引领乡村新风尚，增进村民认同感，在打造乡愁特色中吸引人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最后，要弘扬新乡贤文化 ,发挥新乡贤引导优良道德规范在基层社会的浸润作用，积极培育民众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根为心灵的土壤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法治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五、结 语

乡村在中国社会的构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乡村发展关乎国家命脉，影响着民族事业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新乡贤是乡村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也是乡村文化振兴与治理现代化的文化资本。简而言之，乡村文化振兴是扭转乡村萎缩衰落失序的有力抓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治理策略。在科学把握乡村差异性的整体性基础上因村制宜、精准施策，重视地方“乡土本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从根本上增强新乡贤对乡村治理与振兴的认同。当前，我国已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社会各要素需要积极配合国家战略，协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国家政策的加持下，合理统筹优化资源配置，有效畅通城乡要素循环，不仅可以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创造契机，也能为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增添动能。